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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長征路上的國家銀行

　　編入“中央縱隊第15大隊”，隨軍長征突圍。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博古、李德指揮中央紅軍匆促撤離中央蘇區，國家銀行總行毛澤民等14人和財政部一起被編為中央軍委直屬縱隊第十五大隊，袁福清任大隊長，毛澤民任政委，曹菊如任支部書記，隨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一開始根據指示，國家銀行要把所有的黃金、白銀、紙幣，甚至印鈔票的石印機、鑄幣機等笨重物資打包100多擔必須帶走，隨行配備一個警衛連，100多名運輸工。后因戰爭形勢惡劣，逐步減除輜重，輕裝前行，只帶黃金和白銀行軍。

　　長征途中，毛澤民兼任中央沒收征集委員會副主任(主任是中央財政部部長林伯渠)，國家銀行還承擔著沒收土豪、軍閥、官僚資產，負責紅軍軍需供應的重任。

　　遵義12天發行“紅軍票”。長征途中，國家銀行僅在遵義發行過一次紙幣——“紅軍票”。1935年1月，紅軍成功強渡烏江，占領遵義，有了三個月以來第一次難得的休整機會，急需物資補給。當時貴州食鹽被軍閥、官僚、奸商所壟斷，價格昂貴。紅軍將沒收軍閥王家烈所獲的大批食鹽移交到中央沒收征集委員會，毛澤民看到這批食鹽頓時明白這是一次獨立發行貨幣的好機會，在中央蘇區應對銀元擠兌事件的經驗告訴他，以緊要物資保證，就能順利發行和流通貨幣。

　　1935年1月12日，國家銀行在遵義開業，以銀元和緊缺的大量食鹽為保證，發行以銀元為本位，與銀元一比一兌換的銀幣券紙幣，俗稱“紅軍票”，面值有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五種。銀幣券上均有毛澤民親筆簽名。為方便群眾隨時購買急需物資和紙幣兌換，國家銀行特設立臨時物資供應處和貨幣兌換處，極大增強了群眾對黨和紅軍的認同和信任。

　　毛澤民快速組織國家銀行工作人員行動，在市面上將大批食鹽以低價賣給遵義群眾，但規定只收國家銀行發行的紅軍票。1斤鹽在紅軍未到來前價格為1塊銀元，而1元“紅軍票”可買到7斤食鹽，國家銀行還以高價“紅軍票”收購群眾手中的生活用品，這樣一來，當地民眾都樂意賣出自己的物品兌換紅軍票，再用紅軍票去購買食鹽，這使得“紅軍票”快速贏得了民心，在遵義短短的十幾天順利流通。

　　遵義會議之后，中共中央決定與川北的紅四方面軍會合。國家銀行接到轉移的命令后，開始收回發行的“紅軍票”，連夜貼出布告，通知群眾到指定地點兌換銀元。部隊撤離前一天，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在鬧市區，擺上銀元及布匹、糧食、食鹽等貨物，通宵達旦讓群眾兌換或選購。

　　2月下旬，為擺脫敵軍的包圍，紅軍二渡赤水、再進遵義城。為了不讓群眾吃虧，這次國家銀行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兌換、回收此前留下的“紅軍票”。兩日后，紅軍再次離開遵義，三渡赤水。

　　十、組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

　　1935年，國家銀行隨長征隊伍挺進云南，強渡金沙，爬雪山過草地，終于1935年11月到達長征的最后目的地陜北瓦窯堡。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參加長征的共14人，到達陜北的僅有毛澤民、曹菊如、黃亞光、曹根全、錢希鈞、仁遠志、郭全水和莫鈞濤8人，其余6人忠骨英魂永遠留在了長征途中。

　　(一)國家銀行到達陜北后，相繼更名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1935年11月下旬在瓦窯堡，國家銀行總行與陜甘晉蘇維埃銀行合并，改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毛澤民改任國民經濟部部長，中央財政部部長林伯渠兼任國家銀行西北分行行長，曹菊如任副行長，李青萍負責管庫工作，張定繁任稽核科長，賀子珍為印刷所所長。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討論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提出把“工農共和國”改為“人民共和國”。1936年7月，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隨中央領導機關遷至保安(今志丹縣)，改稱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1937年1月1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機關遷駐延安。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隨遷延安。

　　(二)發行代表勞苦大眾利益的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幣。不同于蔣介石南京政府法幣改革，服務于四大家族，公器私用;不同于蔣介石南京政府貨幣發行綁定外匯儲備，出讓金融主權;不同于蔣介石南京政府明火執仗地濫發法幣，反復欺騙和剝削群眾、蔑視和踐踏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利益，代表廣大工農群眾利益的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在陜北堅持以充實發行基金做準備發行貨幣，以蘇區經濟流通與人民群眾生活便利所需供應貨幣，針對國民黨政府在全國搜刮白銀的廢兩改元改革，及時向群眾布告宣傳，保存現金以防國民黨政府收沒，赤白貿易往來可以物易物，采取種種舉措應對國民黨政府廢兩改元與法幣改革的巧取豪奪，保護蘇區人民群眾的利益，防止白銀外流，發展根據地經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階段，發行面額有一分、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等紙幣和布幣。這一時期西北分行并未設立分支機構。西北分行除發行貨幣外，還積極開展存貸款業務和代理金庫業務，存款細分了定期存款、往來存款、特別往來存款等，存款財政制度的統一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單位的一切款項收支往來均納入金庫，財政收入成為銀行存款的主要資金來源。為支持根據地經濟發展，西北分行還積極向農民、小商販以及合作社等發放貸款。中央西北辦事處財政部直屬金庫，也稱“蘇維埃國庫”，交由銀行代理。1936年，先后建立了陜北金庫及所屬各縣支庫、陜甘省分庫和陜甘寧省分庫。各分支庫均為獨設或由其他單位代理業務?！爸腥A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階段，發行一元、二元兩種面額紙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紙幣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政方針，之后中國共產黨積極開展西北地區的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1月25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發表，向全國人民表達紅軍將士愿“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并愿為“全中國人民的抗日先鋒”，在中國共產黨一系列政策和紅軍英勇抗敵的精神感召下，東北軍膚施駐軍與紅軍首先簽訂停戰協定，并開通雙方貿易市場，使用蘇幣，持法幣須向蘇維埃政府組織的票幣兌換處兌換蘇幣后使用。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2月10日，中國共產黨堅持民族大義，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向國民黨三中全會致電，提出“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2月21日，國民黨三中全會接受了上述建議。至此，國共開啟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同年10月，為適應新的形勢需要，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為陜甘寧邊區銀行，“國家銀行”名稱正式結束。中國抗日革命根據地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啟了金融事業新的斗爭歷程。(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