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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歷程

　　1928年年底，國民黨湘贛粵三省大軍圍攻井岡山。彼時紅軍尚不夠強大，堅持有一個多月，因力量懸殊無法擊退敵軍，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紅四軍主力3600余人從井岡山向贛南艱難轉戰，乘新軍閥混戰、國民黨內部矛盾重重之際，抓住革命發展的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在贛南、閩西地區大踏步來回對敵作戰，開創了贛南、閩西十幾個縣的工農民主政權。

　　1930年，蔣介石與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新軍閥間爆發了參戰兵力高達100多萬人、時間長達7個月的中原大戰和湘粵桂大戰，50多萬人戰死，無數百姓家破人亡、流離失所。忙于征服地方軍閥以實現獨裁統治的蔣介石無暇他顧，主力盡調軍閥混戰。

　　新軍閥混戰的1930年，給革命帶來了又一次大發展的時機。紅四軍趁此空隙，展開行動部署，深入土地革命，推翻千年來封建制的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發動農民捍衛革命成果，擴大工農武裝和蘇維埃區域。到1930年10月，毛澤東、朱德與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會合，成立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全軍發展到4萬人，初步開創中央革命根據地。根據地得到了不斷地鞏固和擴大，紅軍戰斗力不斷提高，能擔負的作戰規模越來越大。

　　中原大戰結束不久，對共產黨充滿忌憚的蔣介石從1930年年底到1931年7月間，依次調派10萬、20萬、30萬地方“雜牌軍”和嫡系部隊，對中央蘇區接連發動三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利用雜牌軍和中央軍的利益矛盾，靈活運用“十六字訣”游擊戰術，取得了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將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贛南、閩西兩大塊根據地連成一片。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隆重召開，成立了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標志著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成功創建。

　　中央革命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工農武裝創建的全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根據地，是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所在地。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形成的同時，湘鄂西、鄂豫皖、贛東北、湘鄂贛、湘贛等革命根據地也在發展的良好勢頭中，全國蘇維埃區域已發展到十幾個省二百余縣，面積擴大到16萬平方公里，擁有1000多萬人口，紅軍發展到10多萬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大禮堂舊址。1933年的4月，臨時中央政府從葉坪遷到沙洲壩。為了解決大型集會的場所，尤其是為準備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臨時中央政府決定建造大禮堂。大禮堂風格獨特、氣勢雄偉，它的造型是八個角，如果從高空往下看，就像一頂紅軍的八角帽，寓意著紅軍永遠駐扎在這塊紅色的土地上。

　　1933年中央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下轄省、縣、區、鄉四級政府，根據地擴大到地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的廣大地區。其中，中央蘇區內由中央政府直轄的省級蘇維埃有5個，江西省(38個縣)、福建省(20個縣)、閩贛省(25個縣)、粵贛省(9個縣)、贛南省(8個縣)，另有瑞金、西江、長勝、太雷4個中央政府直屬縣。除中央蘇區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下轄湘贛省、湘鄂贛省、閩浙贛省、鄂豫皖省、川陜省、湘鄂西省、湘鄂川黔省、陜甘邊區、閩東、瓊崖、左右江等省(特區)蘇維埃政府。

　　1933年3月4日，日軍攻陷承德，大舉入侵華北，加速了對我國的進一步蠶食，鐵蹄肆虐，山河破碎，近在咫尺。然而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于不顧，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全部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從1933年9月25日至1934年10月間，蔣介石親自坐鎮南昌，調集約10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及其周邊蘇區進行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并摧毀蘇區。

　　此時，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拒不接受毛澤東的正確建議，用所謂“正規”戰爭代替人民戰爭，紅軍完全陷于被動。經過一年苦戰，終未取得反“圍剿”的勝利，革命力量大受損失，最后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于1934年10月倉促退出根據地。

　　二、毛澤東中央蘇區經濟思想與中央蘇區的財政、經濟與金融

　　(一)毛澤東中央蘇區經濟思想述略

　　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給根據地軍事補給和工農業生產帶來了極大困難，面對經濟問題，毛澤東率先思考的是蘇維埃政府領導群眾開展經濟斗爭和經濟建設。

　　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撰寫決議，其中內容的一部分《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首次告誡邊界黨要重視經濟問題、解決經濟問題，否則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

　　1930年5月，毛澤東對尋烏城鄉的經濟關系和階級結構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寫下《尋烏調查》一文，解決了土地革命中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等幾項重大政策問題，也進一步深化對土地使用權、收益權和所有權的認識。

　　1933年8月，毛澤東在《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對經濟戰線的理念和思路作出及時回應，“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號召群眾購買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號召他們為著這些口號而斗爭，把群眾的熱情提高起來?！薄爸挥虚_展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要努力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

　　1933年11月至12月，毛澤東前往興國長岡鄉、上杭才溪鄉進行了深入的社會調查，寫成《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總結了關于政權、經濟、文化建設等領域工作的群眾經驗和規律認識。

　　1934年1月22日—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報告《我們的經濟政策》明確了經濟建設的中心問題，“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同時闡述了關于國民經濟體系建設的基本思想，“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边@一系列有關經濟發展的光輝思想，回答了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目的、動力、方法等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我們黨領導根據地經濟工作的階級立場、發展模式、革命道路等重大政治問題。

　　(二)毛澤東中央蘇區經濟思想實踐：中央蘇區的財政、經濟與金融

　　農業生產是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針對勞動力問題、生產資料問題、水利問題等困難，制定了一系列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針政策，從政治上發動群眾，不斷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通過國家財政信貸方式以支援，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增殖畜產，組織和調劑勞動力、開展互助合作運動、興辦勞動競賽、鼓勵深耕易耨，組織國營商業和消費合作社為農業提供生產資料和收購農副產品。在外有強敵環伺、內則百廢待舉的艱苦條件下，使農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處處是“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大好勢頭。

　　戰時經濟一切企業的發展首要保障供給紅軍。大規模革命戰爭的軍需、后勤需要有基礎的工商業經濟作后盾。中央蘇區地處貧瘠山區，工商業都十分落后，手工業在帝國主義商品傾銷下每況愈下。面對如此薄弱的經濟基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從中國革命和根據地的實際出發，盡可能地發展公營經濟、群眾集資合作社經濟，鼓勵私人經濟，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財政收入，運用財政金融杠桿，對不同的階級采取累進稅、信貸等不同辦法，把財政稅收更多放在剝削階級身上，銀行低息或免息貸款給廣大工農群眾，反對為爭取工人階級而采取教條的、片面的短視福利觀，建立起獨立自主的財政經濟體系和貨幣金融體系。

　　中央蘇區頒布了一系列法規法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土地法、勞動法、婚姻法等約120部。有關財政、經濟、金融的法案如《經濟政策》、《勞動法》(1931)、《暫行財政條例》、《關于合作社暫行組織條例》(1932)、《工商業投資暫行條例》、《國家銀行暫行章程》紛紛出臺。為從經濟上支援革命戰爭，鞏固工農聯盟，針對帝國主義手中的企業和手工業，“實行國有(租界、海關、銀行、鐵路、船業、礦山、工廠等”；針對中國資本家的企業及手工業，“尚不實行國有，但由工廠委員會、職工委員會，由工人監督生產”；針對私人資本，允許其自由投資經營工商業。

　　成立國家銀行鞏固金融。沒有工農民主政權的貨幣，商品流通就會受制于軍閥的貨幣體系；沒有工農民主政權的金融信貸，工農業就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要切斷帝國主義豪紳買辦的吸血管，傾覆半封建半殖民性質的貨幣金融體系，必須破舊立新：建立蘇維埃政權國家銀行和金融組織，發行蘇維埃貨幣，取締國民黨反動派雜鈔劣幣，控制和集中現金，將資金更多地投向革命事業和工農階級。

　　統一財政加強財政管理。從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毛澤東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初創之時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做群眾工作。紅軍籌款取之于敵，自籌自給的財政方針為工農武裝割據做好了財政和物資準備。中央工農民主政府成立后，頒發《暫行財政條例》和《暫行稅則》，要求各級財政收入統一送交中央財政部，嚴格執行預決算制度，給予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必不可少的財政支持，同時運用財政杠桿，區分不同階級采取沒收、征發、捐款、累進稅等不同辦法，把財政的征收重點放在剝削階級上，徹底推翻靠向人民征收數倍稅賦、搜刮民脂民膏來豢養王侯貴族的剝削階級專政體制。

　　《經濟政策、暫行稅則、借貸條例、投資條例、財政條例、統一財政訓令》為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后頒布的。主要內容有：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署名，公歷1931年12月1日頒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2.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署名，1931年12月1日實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稅則》；3.1932年2月1日發生效力的《借貸暫行條例》；4.1932年1月實行的《工商業投資暫行條例》；5.1931年12月頒布實施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暫行財政條例》；6.1931年12月29日公布的《人民委員會訓令、即統一財政訓令》財字第二號。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堅持深入調查研究，不斷總結發展經濟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在實踐中摸索帶領群眾摧毀舊的生產關系，鞏固新的生產關系，建設新民民主義財政、經濟、金融體系。到1934年年初，中央蘇區工廠有兵工廠、被服廠、印刷廠、中央鎢砂公司、造紙廠、紡織廠、材料廠等32個，私營工業和手工業80多家，形成以軍需工業為主體的國民經濟體系雛形；紙業、農具、煉鐵等生產合作社開辦了二三十種。糧食調劑局、國營飯店、工農藥店、對外貿易局、中華商業公司等商業機構使紅色腹地的商業漸趨活躍。

　　但從1933年后，軍事、財政、經濟的“左”傾政策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機，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混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對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者以外的不同階級者，執行所謂“一切斗爭”的政策，打擊富農、私人資本、損害工人階級利益、影響國營企業和工農業生產，財政支出劇增，收支嚴重失衡，蘇幣不斷貶值。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

　　金融是一國經濟之命脈。沒有統一的貨幣和金融，就不會有統一的財政，更不可能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治與軍事將勢必受制于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就決心在蘇維埃區域內創建獨立自主的統一金融體系，創辦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國家銀行。1932年2月1日，在敵軍圍困萬千重的殘酷戰爭環境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瑞金葉坪村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時期所創辦的國家銀行，是工農民主政權的第一家國家銀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的成立是建立全國性工農民主政權國家銀行的偉大嘗試，對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金融事業都具有深遠意義。 　　

　　位于瑞金葉坪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舊址

　　“國家銀行”玉?。河∶鏋檎叫?，印面陽刻“國家銀行”四字。印的上部為一尊佛像，高約4.2厘米，佛像雕刻而成，長袍大袖坐在云海之中，給人一種飄若仙境之感覺，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1932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后，刻制啟用。

　　戰爭是流血的政治。經濟金融的保障刻不容緩，來不得半點遲疑和等待。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財政人民委員部委員毛澤民負責籌備國家銀行，調閩西工農銀行會計科長曹菊如協助，其他還有3名工作人員，會計一人，出納一人，勤務員一人兼管兌換。

　　毛澤民，最廣為人知的是作為毛澤東的弟弟，毛家英烈之一，他還是中國共產黨內早期為數不多的金融奇才。毛澤民擔任總經理的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經濟組織，發行了最早的紅色股票；1925年，毛澤民調任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在大革命的狂潮風暴中，在北伐的狂飆突進中，在反革命的腥風血雨中，為黨的革命書刊出版發行出生入死，在全國20多個城市乃至香港、巴黎和柏林建立分銷處；1932年，毛澤民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首任行長，短短幾個月，籌建國家銀行、設立分支機構、造紙、鑄幣，創辦中華鎢礦公司、建立赤白間的貿易“特區”，大大增加財政收入和國家銀行基金實力；長征路上在遵義，毛澤民帶領國家銀行工作人員12天晝夜之間發行和回籠“紅軍票”，古今中外未有所聞；全面抗戰時期，毛澤民與鄧發一起負責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工作，在盛世才政府擔任代理財政廳長，在錯綜復雜、險象環生的新疆政局中，以摧枯拉朽之勢，快刀斬亂麻治理財政亂局、改組銀行、改革幣制，引進陜甘邊區政府法令與章程，造福于新疆人民。不幸的是，1943年9月27日，毛澤民被抗日“同盟者”所忌憚出賣，盛世才奉蔣介石之命將其殺死在迪化，時年僅47歲。

　　參與創建的另一位紅色金融家曹菊如，1901年5月出生在福建龍巖，1920初出國任印度尼西亞組織華僑救國會秘書，1930年回國參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閩西總工會秘書，閩西工農銀行委員會委員、會計科科長、黨支部書記等職。國家銀行正式營業，先后擔任會計科科長、稽核處處長、國庫處處長、業務處處長，以及黨小組長、黨支部干事、黨支部書記。長征到達陜北后，曹菊如被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副行長；全面抗戰和解放戰爭期間，相繼擔任陜甘寧邊區財政廳代理廳長、東北銀行總經理、東北財委秘書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后，曹菊如出任中國人民行長兼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等職。他在不同時期的金融工作崗位上，以全部精力和才智，為粉碎敵人的封鎖，鞏固、擴大根據地經濟建設，支援革命戰爭，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貨幣金融體系，促進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奉獻了自己的一生。

　　當年，曹菊如等四名工作人員就在毛澤民的帶領下，經過二個月緊鑼密鼓的籌備，正式開始營業。后來隨著業務發展，國家銀行總行的組織機構和人員日漸增加，至1934年7月國家銀行總行遷往云石山陂子村時，全行正式工作人員由初創時的五人發展到了七八十人。（中國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紅色金融史編寫組編著）